舒芜是干什么的？是一个作家。
2009年8月18日在北京复兴医院去世，享年87岁。
舒芜的特长是什么？是告密。
他的作家头衔没有受到后人的关注，而告密者的头衔却受到后人的研究。
在上世纪40年代，舒芜曾得到胡风的大力扶植，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。50年代，中国的文坛发生了许多论战，舒芜参与其中。他首先点了老朋友路翎和吕荧的名字，进行批判，接着舒芜向《人民日报》交出了胡风给他写的所有信件，直接导致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发生。不仅胡风被判处了徒刑，和胡风相关联的人也被判处了徒刑。粉碎四人帮后，胡风被中共中央平凡，舒芜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线。认为他是一个可耻的叛卖者，可耻的告密者，就是到了今天，还有人认为作为一个个体的人，舒芜的告密不可饶恕，舒芜的叛卖不可原谅。
舒芜在晚年，对于自己的告密和叛卖，曾经有过轻度的忏悔。他说：“对于他们的苦难，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。”无论是谁都可以看到舒芜的忏悔，不是发自内心的，而是受到时代的影响。他的反省也是无可奈何的，并不是彻底的灵魂里的反省。对于他应负的责任到底有多大，舒芜尽量回避和逃逸。就像今天肇事司机和肇事领导驾车逃跑一样，是对于生命的蔑视和对于个人良心的蔑视。但是也有学者认为：舒芜的告密，要考虑到当时社会形势和社会争论的发展趋势，不应该把责任都归于舒芜的个人的人格，不能把历史应该负担的重量全部压在一个作家身上。这样的解释，今天的人或许可以接受，但是也充满了历史与现实的悖论。假若都让社会负担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，那么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，个人的不负责任就会成为一种潮流，人人都可能成为告密者。只有告密到自己的头上，自己才会想起让告密者承担责任，那么，我们到哪儿寻找个人的良知？到哪儿寻找社会的良知？到哪儿寻找民族的良知？
持这种观点的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，他认为在告密事件里，舒芜是有责任的，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他个人身上，对他个人做过多的谴责是不合适的。他说：“关键我们要研究的是，在那个体制下，他或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”钱教授的观点就是社会责任论者，完全放弃了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良知的力量，而为个人开脱责任。就如同德国的侵略和日本的侵略，德国反省民族的责任，而日本推脱民族的责任。所以，德国为欧洲的受害国家所理解，而日本不为受害国家所理解。知识分子，特别像钱理群这样有一点影响的知识分子，更应该在寻找时代的责任的同时，也要寻找知识分子的个人责任。假若知识分子过多的把责任推给社会，那么，告密者就可能经久的存在于你的周围，遇到合适的气候，你是我的告密者，我是你的告密者，他又是你我的告密者，我们上哪儿去寻找一小块净土呢？
按照钱理群教授的观点，舒芜告密胡风可以接受，黄苗子告密聂绀弩可以接受，那么，一旦遇到我们需要告密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时候，需要叛卖朋友才能洗净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是选择告密呢？还是选择沉默呢？我们是选择叛卖呢？还是选择忠诚呢？我读到钱理群教授的观点时，就问自己，假若我们在五十年代，会不会是一个告密者？会不会是一个告密者群体？
舒芜去世的时候，是悄然离开的，没有多少声息，媒体也保持了低调。这样，起码给我们一个信息：告密是可耻的，叛卖不是美德，还是我们民族最为基本的良知底线。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态势下，知识分子不做告密者，恐怕也是知识分子最低的良知底线。离开了这个底线，肯定是可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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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修改于 2015-04-10 14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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